前段时间美国发生过一次校园枪击案，死了几个人。我打开微博时，看到童话作家郑渊洁先生转了关于此事的微博并点了几根蜡烛的符号，以表达哀悼。我看到了，也立刻转发了并加了两根蜡烛。立刻有网友上来骂我：脑残，美国人死就点蜡烛哀悼，我们国家厦门纵火案死了那么多人，也没见你点蜡烛。瞧，这不讲理的逻辑！

当然，厦门纵火案死了那么多同胞，确实应该表示一下哀悼。便找到了有关厦门纵火案死亡人数的微博，点了一根蜡烛。可那名网友仍跑过来谩骂：脑残，不爱国，美国枪击案死了人，你点了两根蜡烛，可厦门纵火案你只点了一根蜡烛！面对这种只讲站队不讲理的人，没法儿讲理，只能“呵呵”。

理性的交流，应该是求同存异，而争论变成了站队，就成了“求异存同”，眼中看不到共识，而只有不同，即使有半点儿分歧，也会被无限放大。

比如，近来公共场所发生了好几起暴力案件，有的是引燃爆炸物，有的是持刀砍人，因为都是发生在影响力很大的公共场所，加上手段比较残忍，动机不可捉摸，行为非常极端，对公众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些暴力犯罪不仅引起了社会不安，还进一步撕裂了互联网，本就激烈冲突的左右派在这些事件上更是争得不可开交，一方据此反思社会问题呼吁将矛盾控制在可治理状态，追根溯源把问题归咎于政府，归咎于“有理无处讲”逼出的暴力，称维权途径被堵死使这个社会处处都埋着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我们人人都像是厦门纵火案中那辆燃烧的公交车上的乘客。

另一方则谴责犯罪，并谴责这种犯罪得到了那种“同情论调”的暗示、诱导与纵容，“报复社会”的魔鬼是“批评政府的知名人物”放出来的。极端主义者还臆想出了各种版本的“阴谋论”，称知名网络人士参与了首都机场爆炸案的策划。

这似乎是一个中国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争论，一有极端事件发生，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争论。“谴责罪恶派”与“反思问题派”争得不可开交。其实，这两派并没有什么好争的，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共识大于分歧。只不过我们的互联网流行的是“求异存同”，偏爱盯着分歧和不同而不愿承认共识，热衷于带着放大镜寻找对方论点中让自己不舒服的细微末节。其实，无论是“谴责罪恶派”和“反思问题派”，都是反对这种暴力犯罪的，都痛恨伤害无辜，支持法律惩处罪犯，只不过是逻辑延伸的差异，“反思问题派”还想追溯到问题的源头寻求根治之道。

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谈，常常是逻辑混乱和口水纷争之源。其实，严惩犯罪归严惩犯罪，反思社会问题归反思社会问题，这是两个问题，把两个独立的问题纠缠在一个逻辑层面说，自然引发了纷争。于是，在“谴责罪恶派”眼中，“反思问题派”的逻辑中就隐含了对罪犯的同情，他们认为这种同情会纵容和诱导出更多 “自以为报复正义”的对无辜者的犯罪。而在“反思问题派”眼中，“谴责罪恶派”是头痛医头，是回避了背后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对一个人的痛斥和惩处无法消除背后滋养极端和恐怖主义的土壤。两个问题就这样被搅和到一起，关公战秦琼，舆论难免乱成一锅粥，谁都以为自己掌握着正义，而对方是邪恶的。

网络上的多数论争，都是站队思维下的“求异存同”，当公共讨论不是去寻找共识，而是在党同伐异中寻找敌我，必然会在喋喋不休的口水混战中走向互相的妖魔化，没有理性的交流。